上海问学堂(上海教育学堂)-第1张

柳亚子

上海问学堂(上海教育学堂)-第2张

被侵华日军炸掉前的中华书局大厦

吴江杰

十九世纪下半叶,北京是全国出版发行业的中心,而中华书局则是那个行业的领头羊。

中华书局设立于1897年,创办者夏大林、鲍咸昌、鲍咸昌、高凤池等人都是私立学校———润肺大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在教会出版发行社———华府大东和英文 《喜讯》馆用料,她们不免守活寡,因此看到印圣埃蒂安德有雷米雷蒙县,因此几个亲戚挚友自己筹资设立了一个大东。她们熟悉刻印流程,也有网络营销渠道,但文化程度不高,难以掌握编辑销售业务,因此开始时只是协办绍韦销售业务,正如其总店右图,属于商务刻印。待到她们想自己组织原稿,做出版发行事业时,却受校对者的欺骗,印了些卖不掉的以次充好之书,当然更可以暂缓引领出版发行潮流。

中华书局真正走上出版发行轨道,并成为领头企业,是在邀请柳亚子推售之后。

柳亚子是1892年的进士,被选为侍读庶侍读,侍读后曾任刑部贵州司主事,后转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帮办,是一位立宪派人士。因参与新规,促进戊戌变法,戊戌戊戌变法后受撤职处分,因此终将闲住,断绝关系了他的从政,也使他看清了当权者的面貌,对那个政权感到绝望。但,他革新之心而今。难道下层难以促进,就将注意力转向民间。于是他来到北京,被张謇招入两广私立学校,筹组译义学。这既是张謇同僚李鸿章的在生活上,颇有X201i之意,也由此可知柳亚子本人的意愿。

虽然同是立宪派,柳亚子与梁启超的想法本来就略有不同。梁启超看重下层的政治革新,急于事功,喜欢阿穆县,而柳亚子则陈曾寿于基层的思想人文主义,组织工作更为切实。还在北京时期,他就与人协办通艺大学堂来培育人才,到北京后,难道有两广私立学校那个整套的基地,他仍想尽展他的志向。但那时的大学堂,颇多官场傲气,由于人事的疑忌,组织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因此当受中华书局当家人夏大林的竭诚邀请时,他就毅然辞去教职,走到出版发行界中来。

柳亚子于1901年入股商务,设立股份有限公司;1902年开始在商务办事,请蔡元培出任校对所所长;1903年,蔡元培因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内讧,出走青岛,柳亚子接任校对所所长;1916年柳亚子接任经理;1920年改任监理。

中国传统社会一向以官员为上,因此也很看重读书人,而最轻视的则是商人,对于职业的分类排列是: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柳亚子从政府官员到大学堂教习,都还在士的范围之内,而进入中华书局,则明显是加入商界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这只要看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官员放弃公职,下海经商,都还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就可以想见柳亚子在上世纪初这一举动的惊世骇俗,也可见其决心之大。

夏大林也是个有识见的人。他从实践经验中感知,倘若没有有思想有眼光的文化人掌舵,单靠自己这些有经营之才的伙伴,是难以将出版发行社办好的,因此竭诚邀请柳亚子出山;而柳亚子之肯加入商务事业,除了为夏大林的诚意所感动之外,更重要的,当是想借中华书局那个平台,来实现他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这时,他已看到出版发行物对于人文主义教育的作用。有了这两方面的结合,这才有中华书局的大发展。

柳亚子加入中华书局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是招揽人才,充实校对馆,然后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

他之因此重视基础教育,与他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有关。原本,他和许多维新人士一样,都很重视英才教育,但从百日维新到血腥政变,他看到了很多东西,因而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在《答友人问大学堂事书》 中提出了普及教育的观念,说是勿存培植人才之见。当然不是不要育才,而是因为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反而培育不出人才,只有全民普及教育,这样才能民智大开,人才也就脱颖而出了。因此,较之高等教育和专门教育,他更重视基础教育。他之离开两广私立学校,而进入中华书局,就是想借助出版发行事业而普及教育的意思。

同时,当时的形势,也恰好给他提供了做好这件事的客观条件。戊戌戊戌变法之后的义和团运动,并由此引发的八国联军之役,将清廷的昏聩、颟顸暴露无遗。为缓解社会矛盾,清廷被迫下诏实行新规。虽然这新规不过是一块应付民意的空招牌,但改义学为大学堂、多设蒙学和改革科举考试课目的诏书,却多少给改革派开启了一条缝隙。柳亚子抓住了那个机遇,大力做人文主义教育组织工作。他请了许多知名学者,如蔡元培、夏曾佑、杜亚泉、蒋维乔、高梦旦、庄俞、严保诚等人,认真编写出一套最新教科书。其认真程度,可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看出。这套国文教科书由蒋维乔负责,但由圆桌会议定稿,即将编好的课文放在圆桌会议上进行合议,逐课审查过去,最后定稿。柳亚子编写教材的原则是,既反对以四书五经中的传统思想来教育学生,也反对照搬外国教材的内容,而是要求适合中国特点,用人文主义思想来教育学生。柳亚子提出,编教材不以营利为目的,而重在人文主义教育,但由于教材编得好,为全国多数学校所采用,占领了极大的市场,商务也因此积累了资金。因此由于编者水平很高,其中有些书还站在学术前沿。如夏曾佑所编的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收入大学丛书,一直为学人所重视。鲁迅在谈到夏曾佑时说: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 《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谈所谓大内档案》)可见鲁迅对他史识的推崇。

编印教材是中华书局的重点组织工作,但作为一个出版发行机构,也不能局限于此。文化思想的传播应该是全方位的,因此中华书局的组织工作面也撒得很开。

中华书局出书很多,方面也很广。它出了许多普及新知的丛书,如商业丛书、财政丛书、历史丛书、地理丛书、传记丛书、说部丛书等;也出了许多学术新著,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等;还出版发行了影印本《四部丛刊》初集、续集、三集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对保存古籍作出重要贡献。

出版发行社办刊物是那时的一种风尚,也是发展文化事业的必要。她们为了能与社会及时通气,早在1904年就创办了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继而又有各种专业杂志,如《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政法杂志》《学生杂志》《儿童世界》《英语周刊》《自然界》等,影响遍及各个领域。而《绣像小说》则办得更早,对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起了促进作用。

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业的发展,商务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们开始搜罗图书,原是出于编书审稿的需要,柳亚子说: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所藏有自者。(《涵芬楼烬余书录·序》)图书搜集得多了,就建立了涵芬楼藏书库,后来又扩展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成为当时民间最大的图书馆。可惜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被日本炮火所毁,纸灰从沪北飞到沪西。当时正在沪西家中的柳亚子见到,不禁为之泪下,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为了出好书,商务是不惜工本的。不但以巨资搜集图书,因此也用高稿酬来购买名家原稿。清末民初有两个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严复出身于水师大学堂,曾到英国留学学习海军,但关心时事,翻译的却是西方的经典社会学说,第一本译作《天演论》的出版发行,就轰动读书界,影响极大。柳亚子与他是至交,在两广私立学校译义学时就出版发行他的译作,到商务后当然要把他的书网罗过来;林纾不懂外文,他是靠与别人合作,耳授手追而成,但因他古文好,译本很流行,于介绍外国文学、打开国人眼界上也有大贡献。柳亚子为了出版发行这两个人的译作,敢于花大价钱。给严复的版税高达百分之四十,高出别人一二倍;给林纾的稿费是千字六元,而当时一般是千字二元。敢于付出这样高的稿酬来购买名家之作,也就是出版发行家的魄力。

但,柳亚子也有不肯出版发行的名人之作。如孙中山于1919年修订了《孙文学说》,托人交商务出版发行,但就被回绝了,这很遭别人的诟病,说柳亚子对革命派有抵触。其实,他不想出版发行政治人物的著作,多半是吸取了戊戌年的经验教训,不愿介入政治斗争的缘故,这只要看他对待梁启超的态度,便可了解他的心意。梁启超是当年戊戌变法运动的同道,后来是保皇派的领袖、复辟派的骨干,他要商务代售他所主持的《不忍》杂志及其所著书,也遭到了拒绝。

但中国的政治局势和文化思潮都发展得太快,使人们一下子难以跟上。柳亚子的思想起点是戊戌时期的立宪派,在当时因激进而受祸,但不久就落后于形势了。这种脱节,必然要给他所主持的出版发行事业带来损失。比如,辛亥革命的成功,出乎他的意料,由于思想上没有准备,因此未能及时组织人员改写中小学教科书,使得从商务分离出去的陆费逵、沈知方等人组建的中华书局占了先机。虽然后来赶快修订补救,但已失却独领风骚的局面。

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商务更显得有些保守。最明显的,表现在《东方杂志》与《新青年》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上。虽说杜亚泉的议论并非全无道理,但在陈独秀的凌厉攻势下,却显得非常被动,使《东方杂志》被目为保守阵营的代言者。《小说月报》的主编王莼农是旧式文人,发表的多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这当然也不能适应新文学运动的要求。好在柳亚子很快就看清了形势,他的态度不是逆流而动,却是迎头赶上。首先是撤换杂志的主编,如把杜亚泉调到理化部,而让陶惺存去主编 《东方杂志》,尽力跟上形势;《小说月报》的主编则换上青年作家沈雁冰,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封存已买的旧稿,组织新人新作,将《小说月报》办成了新文学的基本阵地,在文学革命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柳亚子和商务领导层还有更大的举动,就是想请胡适来做校对所所长。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当时风头正盛,如果他能出掌校对所,商务的出版发行物当然能焕然一新,可以再领时代风骚。但胡适舍不得离开北京大学的位置,因为经过蔡元培改造的北大,已经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其影响力远胜过一个出版发行机构。但商务高层很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一定要胡适利用暑假这几个月,来考察一次,胡适被柳亚子、高梦旦等人的精神所感动,只好答应,于1921年7月15日离京南下,到中华书局进行考察,为她们做了一份改良计划书。不过胡适觉得有他自己的事业要做,仍不肯离开北大来就职,甚至让他在北京主持校对所也未能同意,却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以自代。

王云五自学成才,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他在中国私立学校曾教过胡适的英语,深得胡适的信任。虽然商务校对所的一些骨干并不看重他,认为他没有学术水平,但由于胡适的推荐,商务高层还是决定聘用他,出任校对所副所长,协助所长高梦旦组织工作,因此很快就接任所长职务。

王云五还是有才干的。他利用胡适的社会关系,组织了许多欧美留学生的稿子,出版发行了很多新潮书籍;因此他自己也编制出四角号码检字法和中外图书分类法,方便检索,甚为实用;又组织出版发行了《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在普及文化知识上,多有贡献。他不但有编辑才能,因此还有管理才能。因此后来还当了经理,在一·二八轰炸,和七七事变后,于重建商务的组织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只是,王云五的路向与柳亚子恰恰相反。柳亚子是从政坛走向出版发行界,以文化建设为职志,奋斗终生;而王云五则从出版发行界走向政坛,抗战时期就热衷于政治活动,抗战胜利后就辞去商务职务,而专门从政了,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失败而重新回归文化。她们的人生道路,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