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到2020年,我在重庆的中心——金科渡过了道德观、故事情节形成的四年。金科往东不到20里,就是后来著名的毛萼。

2019年国庆节阅兵式,毛萼代表重庆现身。置身于金科的人该死,金科以外的重庆人辱骂。像重庆的新闻媒体环境,也像这座卫星城。

第二次来毛萼,还要更早。

2008年,伴随五十年发展史的花旗集团证券被富国银行收购,英国第三大投行业务Merlebach兄弟破产,美股开始崩溃。蔗茅始自福兰县房屋信贷英国一间的事,却在自由化的背景下作了桌人的事。

与之相对,这两年上海在举行奥运,军事实力正旺。

全球的紧张与中国的盛景,加速了华人的外流。特兰县今天在毛萼的那些由归国专业人才所创办的民营企业外,那两年,洪深、卢戈韦等文化人也纷纷归国或变卦归国。不知是逃走,却是赢回了某种信心。

专业人才,往往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年产值、税赋、以至才干。所以面对这一波归国潮,许多卫星城都想奋勇抓住发展史发展机遇。

种叠乔尔纳的却是上海。2009年7月,上海今后科技城启动建设,以图成为我国产业应用研究技术最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与民营企业基地。

有此滥觞后,以致中央提出中部兴起,重庆被列入北欧国家战略。原蔗茅重庆一片荒凉市郊的南湖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国务院批准成了北欧国家技术创新示范工业园区。

次年3月,重庆承揽海外专业人才这一重责交给了南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首创滥觞的上海交相辉映,同叫重庆今后科技城。

与此同时,天津、杭州的撞名工业园区并行而起。如今,能叫上这个名字的,也仅这五座卫星城。

我第二次来毛萼则是到了双创正热的2015年。当时正和两位朋友做一间青年创业者新闻媒体,采访的也正是那一波归国专业人才中的一位。马来西亚两广理工学院,做3D列印。

当时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时兴的概念,精英的专业人才,与空荡荡的大楼,和不知哪里能吃午饭的疑惑。

放眼望去,一个世外桃源。也是一个实验室里被盖着玻璃罩的微型生态系统。

1年后,机缘巧合下再次来到这里,做了一间名叫裸泳的财经新闻媒体,渡过了四年的桃源人生。

之所以说是桃源,是因为这里距离城区大约20公里,距离武昌的中心中南、水果湖、省政府一带大约25公里,距离重庆的消费中心江汉路、武广、市政府一带大约50公里。

有意思的是,无论你去以上任何地方,无论你使用何种交通工具,无论你规划出何种省时路线,耗时均在2个小时左右。

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每天早起琢磨的第一件事就是——该做一件或几件什么样的事去渡过这两个小时的光阴。

作为一个新闻媒体人而言,这样的距离,就像是重庆与政治文化新闻中心上海的距离。

但很多时候在大势下,很难不忽视本质。

2012年,微信上线公众号。起初上线时,许多新闻媒体人不以为意。鄙夷地将那些做公众号的称为自新闻媒体。

实际上,早在2003年,英国新闻学会就发布了一份We Media(自新闻媒体)研究报告。其中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自身的事实、新闻的途径。

简而言之,就是社交新闻媒体。

之所以不以为意的原因,可能是分发机制其实没有变化。从订阅报刊,到订阅公众号,本质却是订阅制。且无法直接创收。

无独有偶,到我国提出双创的2014年,We Media又被中国的边缘从业者们溯源捡起。

那两年,青龙老贼、三表、魏武挥等几个网志时代就在写作的人成立了We Media自新闻媒体联盟。

有意思的是,同年,在重庆的金科资本大厦,成立了汉派自新闻媒体联盟。当时请来的嘉宾有原来新闻媒体札记的徐达内,秋叶ppt的秋叶。成员也不再新闻媒体与自新闻媒体之分,既包括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等官方新闻媒体,也包括重庆吃货、得意生活等自新闻媒体。

济济一堂,说是中国自新闻媒体的元年。

虽然都立言立说了,但自新闻媒体这个词可能直到今天都还和网红没有太大差别。

即便是亲身做这件事的人,心里也有别扭。所以后来,这件事又有了另外一个名字。

2015年中,吴晓波、徐达内和魏武挥在一台面包车上激烈争论吴晓波频道算不算自新闻媒体。

据魏武挥回忆,他当时的想法是,只有一个人或者很少的人做的,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新闻媒体,才能算得上自新闻媒体。但这在影响力层面,始终是少数。吴和徐不以为然。

1年后,魏和徐又单独争论了一次,始终不觉得拉团队建公司谋融资干这事叫自新闻媒体。最后达成妥协,把自新闻媒体改称为内容创业者。

不得不佩服这些内容老手的精明。见过有人骂你是自新闻媒体人,但从未见过有人骂你是内容创业者者。

这个行业也就登堂入室了起来。

在两位老师著书立说的这两年,我才开始做自新闻媒体。行业上说,是处于做多自新闻媒体的局面下。区域上说,是处于中国做多重庆、重庆做多毛萼的局面下。多多叠加,第一篇关于重庆某位老资历投资人的报道就在业内打响。

虽然那两年创业者投资火的一塌糊涂,但关于投资人真正在想什么,关于创业者和投资这两件事具体是怎么做的,从两年下来的数据就能清晰感知。

尽管那两年市长经常带头为这一事业站台,尽管那两年每天都有几场路演。青桐汇从月月到日日,咖啡馆里全是你是创业者者吗?我们聊聊。

创业者者和自新闻媒体人就像是两头齐头并进的赛马在过弯后的直线处蒙眼狂奔。

现在想起来,也没觉得不好。认知总要有个过程,人总要成长。

以前觉得,这是北欧国家的小心思,鼓励创业者是为了解决就业。现在觉得,当一个社会都在关注商业、学习商业,尊重创业者者、尊重民营企业家精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是20岁之前上学,60岁之后退休,中间40年在民营企业里渡过。其中每一天,白天在公司工作,夜晚去干自己的事和睡觉。

换句话说,人们几乎有一半的人生是在民营企业里渡过。而民营企业又是这个商业世界的基本组成单位。

那么不去认知民营企业和商业的本质,是否是对人生的敷衍?

不过,欠的钱终归是要还的,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

实际上,在长达3年的商业报道中,许多人是刚参加工作时便相识。大家都在举国的感召下同一时间同一座卫星城里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是如今的处境各有不同罢了。

有的人抬头换了,有的人公司换了,有的人刚拿到投资意气风发,有的人房子卖了离婚了无所事事了无可奈何。

直到最近,一位朋友和我说,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创业者导师也还没有真正认知到这件事的本质。

这位创业者导师在重庆江湖地位颇高,经常撮合民营企业与资本的联结。某位被他辅导的民营企业失败后,投资人已经表示算了,败了就败了,也不差这点钱。这位导师却劈头盖脸一个电话告诉他:这个钱你必须得还。

那位创业者者哽咽的说了句:好。然后挂下了电话。

对这故事没太多观感,只是觉得,风险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

只是在认知与环境不同的局面下,会产生不同的结局。

坦白说,中国人的经济观也大抵如此。在金融行业,保本、刚兑,永远是最重要的交易要素。可能在中国唯一愿赌服输的,只有中国的股民。

2019年之后,裸泳也接连报道了财富基石、瑞幸咖啡、亢龙太子、斑马快跑等类似的事情。其中有一篇,被领导示意删稿。原因无它,他曾站台。

所以未必只是重庆的问题,也未必只是中国的问题,更未必只是做民营企业的人的问题。

上个月,一位在国企的朋友下海做投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看多中国,看多重庆,看多疫情后海外专业人才与技术的外流。好似2008。

当潮水退去,就知道谁在裸泳。一直觉得做空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特别在举目四望,无论做民营企业却是做资本,都在做多的地方。

但问题是,没人做空。也不允许做空。

可作为一间民营企业,你必须找到平衡。

姿态与大势的平衡,产品与商业的平衡,能力与目标的平衡。

在这个平衡问题上,我曾一度视上海文广的黎瑞刚为榜样。不过遗憾没有当面请教,只能外在看来。民营企业、资本、政府三种身份为一身。能量太大暴力解决,不可复制。

或许对于这个平衡解答得更好的,是头条的张一鸣。

原则上来说,他不是新闻媒体人,也不是做内容的人,仅是一个互联网人。只是他的思路,跳脱出了解决方案本身。

尽管并非首创。

2011年时,DSP广告从英国到全球兴起。中国的DSP市场则以同年淘宝推出TANX流量竞价平台和Google的ADX进入中国为标志。这是其一。

其二是2012~2014年移动互联网刚打开窗口期时,算法专业人才储备最丰富的百度、搜狗、360都还在PC搜索引擎这个旧战场里混战。

其三是头条之前,英国也有个性化推荐新闻阅读产品prismatic。

归纳下来就是:互联网上有价值的流动不只交易还有内容;PC时代经验证的产物智能手机时代却无人问津;英国已有的产物中国没有尝试。

所以说伟大的公司往往有狗屎般的运气。

前段看《腾讯传》,年少时QQ上线Q币、QQ秀、黄钻绿钻时,也是对这个问题更好的解答。

广告业务,一直是西方互联网公司营收的核心。无论是1997年的Google Chrome,2003年的MSN MESSENGER,却是2012年的Facebook。但让人遗憾的是,同样互联网公司甚至同样即时通讯公司使用同样的业务,却不能收获较好的收入甚至入不敷出。

直到2002年,一个名叫许良的腾讯新人无意看到了韩国有一个叫sayclub.com的社区网站,开发出一个叫做阿凡达的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换虚拟角色的发型、表情、服饰和场景等。而这些商品需要付费购买。由此开启了腾讯发展史上堪称革命性的收入产品——QQ秀。

日后给腾讯带来巨大收益的QQ空间、QQ游戏,无一不是这一逻辑的延伸。

所以说伟大的公司除了有狗屎般的运气外,还总能在现有环境下找到最平衡的交易点。

去年看了一本英国大战略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论大战略》,在理论上归纳了这个问题。

所谓战略,就是目标与能力的平衡。而其中的关键就在分寸。

在目标和手段之间,在稳定与正义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在所有这些与那些之间,分寸要向保护消极自由倾斜。不再纠结于二元化,而是时左时右,退一进二,最终找到自己的解法。

不过即便意识到了这种思维,新闻媒体人天生却是要先往左行。

因为说到底,这也正是所谓新闻媒体这个行当不同于其他行业该有的责任与本质的价值所在。

不是参与者,而是观察者。不是你行你上,而是批评与倡导。不会直接为人们带来收入与好处,但会让下一个遇到同样事情的人能获得天然的权益与公平。不是当局,而是监督。不是法律,却极像英国司法的判例法系。

更具体对于卫星城来说,这个左就是试图让这里的营商环境与经济来得更健康一些。

我一直认为,一个地方要有地方史,要有本土作家。要不然成百上千万人,除了政府要求的爱国主义外,可能连个身份认同都没有。区域经济,区域商业文化,以至中国的商业文化,也一样。

或许许多人不理解,就像许多人不理解中国的扶贫工作到底难在哪儿一样。在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严重不均的泱泱大国,难就难在:匮乏的要素配置之于市场经济,干旱的文化之于人们的生活与视野。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海的一套房是一个极好的资产。因为它有价格、有需求、有节约交易成本的中介且中介能从此获益从而愿意干这件事的一系列要素存在。

偏远地区的一套房却是一个极差的资产。因为它没有需求、进而没有价格、且交易成本极高因为没有人能从此中获益。

至于视野。乡村里的孩子要比都市里的孩子达到同一高度所需的努力多上百倍,五线卫星城的青年要比一线卫星城的青年达到同一高度所需的努力多上百倍。这不简单是起点的问题,而就是从耳闻目染的文化与视野中所产生的真实差距与影响。

在不同的卫星城里,这两者都有着天壤之别。而这两者,又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

之所以在重庆这样一座二线卫星城做裸泳,就是这样的初衷。

不过有时候,就像很多产业追根到底是教育的问题,很多社会问题不只是哪一座卫星城或哪一类卫星城的问题。

最近上海疫情反弹,新发地的事在网上沸沸扬扬。很多上海人知道,新发地是上海的一道坎。知道离自己不远,但从没去过。这次反弹,直接让它在全国人民间出了名。

全国人民知道它,是新发地集团董事长、新发地村委书记张玉玺的一句话:相关部门抽检时从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而该产品的货源来自京深海鲜市场。

这话里其实大有内容。

第一口锅摔给了进口三文鱼,不是新发地的管理问题,而是进口来的国外有毒三文鱼,国外的问题。第二口锅甩给了京深海鲜市场,不是新发地从国外进口的,而是京深海鲜市场从国外进口的。

从这句话就能看出一位农民民营企业家的生存智慧。

新发地在上海的南三环附近。今年同在南三环的分钟寺地块拍卖,宅地楼面价格7万多,三块地卖了170多个亿。最后新房入市必然10万加。

相比之下,新发地周边多年来却没什么楼盘。二手房也大概仅在4万多一平。这些年,关于新发地搬迁的消息一轮又一轮。说新发地影响市容,说新发地外来人口不好管理,说新发地影响交通,最后都被张玉玺斩钉截铁的否认了。

张玉玺能在这里当三十多年的钉子户,一方面是身份,另一方面是有笔政治账——上海的菜篮子。

80年代末时,价格闯关曾引发过恶性物价上涨。算是深刻的发展史教训。维持民生物价稳定,尤其是上海的民生物价稳定,就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首都人民的菜篮子,谁动它谁就得承担上海物价上涨的责任。谁承担得起?

政治与经济很难分得开,也导致所谓的新闻媒体很难产生该有的价值。而一旦本位价值难以实现,很多人就会开始寻求偏位生存手段。

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是武的一面。对应着想说刚才提到的商业文化中的文化是什么?

在我看来,文化就是一种关系,我和你、你和他、公司对公司、部门对部门,甚至上到集团对集团、地方对地方、北欧国家对北欧国家。

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是文却是武?

其实中国文化的文早就定下来了,就是针对武化提出来的。

武就是只要我力气大、实力强,你的东西你的权益我抢过来,这就是武。像上述。

文就是一种关系。资源是有限的,但你也可以拿我也可以拿,不是你力量大就可以全部拿走。

所以文化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一个人有文化,有很多知识。在中国,文化其实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处理成文,却是处理成武。

要处理成文,这里就应该既要有做多,也要有做空。不然难以成文,却容易成武。

重庆叫重庆,有点宿命。要逆天改命,最好叫文汉。

说了这么多不只是重庆的问题为什么还提重庆?因为行文的需要。

因为我是重庆人。